畅销国际市场的古代德化外销瓷器
发布人员: 新闻来源: 发布日期:2008/3/24 9:40:40
  瓷器是我国古代发明之一,远在唐代即以新兴的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东销日本,西销印度,波斯乃到于埃及。历代以来,瓷器一直是我国对外的输出品,与丝、茶并誉于世界,在国际贸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福建省德化县是我国古代南方著名的产瓷地区之一,瓷器外销有着悠久的历史,近年来,根据国外调查、发掘出土的有关资料,德化窑的产品,自宋代以来,就已大销往国外,销售范围遍及亚洲东部、南部、西部各国以及非洲、欧洲的一些国家。“在怯尼亚以南的坦噶尼喀境内,就出土了德化窑青花瓷器。”“1964年以来,在菲律宾遗址与墓葬中就发现了数千件较完整或能够复原的德化窑瓷器。其中以马尼拉圣安娜、贝湖西端的内湖(离马尼拉约五十英里)、民都洛的加莱拉港等遗坦最为集中。”而在“印度尼西亚全境内都发现有中国的青白瓷影青),……从景德镇影青瓷器到德化瓷器都有。德化瓷器在西里伯斯和爪哇就出土过不少。……位于加坦克曼丹岛北部的东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方,也曾经发现过大是的德化窑瓷器”①目前,全县发现的宋至清古瓷窑址一百八十五处,其中五十八处发现有外销瓷产品,可见德化瓷器外销之旺盛及在我国陶瓷外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古代德化瓷器的外销对探索我国特别是泉州港和南方几个重要港口的古代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古代德化窑外销的主要产品
宋元时期:
  (一)军持(或称军持壶、净瓶,是一种专供外销的特殊器物。)发现于碗坪仑、屈斗宫、后坑垅、后垅仔等宋元时代的窑址中,其出土的军持标本,有的与韩槐准在《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一书中所介绿的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院陈列的相同①。有的与在东爪硅出土的一样,②。在菲律宾马尼拉圣安娜,贝湖西端的内湖,民都洛的加莱拉等遗址也有发现。③
  (二)盒(或称粉盒)。宋元时代的德化窑已大量生产,在屈斗宫、碗坪仑、后垅仔、家春岭、内坂、大垅口、尾林、太平宫、墙坪山、湖枫林、潭仔边等窑址均有大量发现。盒的造型精美,器形一般较低矮,盒身呈圆形或八棱形,子母口,底平而稍内凹。胎白细坚,青白釉,口及底部无釉。装饰花纹丰富多采,盒盖一般印有各种花草和图案,有莲花、牡丹花、菊花、葵花、云纹、凤鸟纹、钱纹和其他缠枝花草;有的盒盖的中部还有“福”、“寿”、“金玉”等吉祥文字,屈斗宫还发现盒盖上有明外销象征的“长寿新船”文字。盒身周边印有瓜瓣纹或直道纹。菲律宾出土的青白釉盒①与德化碗仑及其他窑址出土的完全相同,可以证实是德化窑生产的外销瓷。菲律宾马尼拉圣拉圣安娜,贝湖西端的内湖,民都洛的加莱拉港等遗址发现的盒,“装饰均以印凸细线条纹为主,纹饰有莲瓣、卷叶、牡丹、飞鹅、钱纹、万字符号、水生植物、玫瑰化等。这些器物的造型与纹饰(根据能见到的照片与材料)均与德化屈斗宫窑窑基内的出土物基本相符”“应属于元代初期”的产品②日本在挖掘由平安时代后期到镰仓时代(即我国南宋至元代中期)的经冢时,出土的“盒子的量最多,从一个遗迹中挖出几个盒子来是不稀奇的。盒子有大小几种,很多是模制的。盒子的表面有花草纹、小花纹、七宝纹、双凤纹等等,用型押表现出来”,从东京国立博物馆、佐世保文化科学馆、镜神社、御山神社、施福寺等处收藏的各地经冢出土的宋代白瓷盒子,与德化窑出土的盒子基本相似③。这些白瓷盒子分别出土于长崎县、佐贺县、爱嫒县、德岛市、山口县、大孤府、京都市、和歌山县、静冈县、长野县、神奈川县、崎玉县各地经冢,分布很广,可见当时是一畅销的重要产品。
  (三)瓶。在盖德碗坪仑窑出土的各种花瓶中,有一种花瓣口外折,长颈,鼓腹,矮圈足,底销内凹,胎白质坚,青白釉,器底与内腹 壁无釉,表面呈冰袭纹,颈部有两组划纹,腹部印云气纹。一种敞口尖唇,长颈,鼓腹,平底,胎白质坚,瑶白釉,器底与内腹壁无釉,颈及腹部各有一组弦纹。另一种颈间刻划两组弦纹,并堆贴一条蟠龙。上述瓶与韩槐准在《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的销陶瓷》一书介绍的雅加达博物院所藏的相同①。
  (四)小瓶。小瓶在屈斗宫、家春岭、内坂、碗坪仑、尾林等窑址都有出土,样式颇多。其中一种敞口,呈喇叭状,长颈,鼓腹,圈 ,底深凹。青白釉,胎白细坚。装饰花纹,一般自颈户以下模印有条状纹、草叶纹(或莲瓣纹)、缠枝花纹,模印花纹少者二层,多者五层。制作方法应系分段模制而成,造型小巧玲珑,颇为美观。德花出土的这种小瓶,同菲律宾出土的标本②在造型特点和装饰花纹上完全一样,在加里曼丹岛北部的东马亚西亚的沙捞越地方,也发现过与屈斗宫窑产品相同的小瓶。③
  (五)小口瓶。碗坪仑窑址采集多件。小口,颈极短,鼓腹,腹下部逐渐收缩,肩部有一道凹线圈。菲律宾现存的一种小口瓶与碗坪仑窑址所采集到的标本相似,应是德化窑烧造的产品。
  (六)飞凤碗。在家春岭、祖龙宫和屈斗宫窑址均有发现。碗的外壁模印飞凤纹饰。凤鸟,在国外称为不死鸟。这种碗为青白釉,底部和圈足无釉。底部中间凸出一圆圈。这种飞凤碗在菲律宾已有出土。
  (七)莲瓣碗:
  (八)墩子式碗:上两种碗在屈斗宫等窑址中都有发现。斯里兰卡已有出土。
  (九)盖壶(或称酒壶、水壶)。壶的造型是:小口,折腹,带盖,平底微凹,前附流,后附把,腹壁模印缠枝花纹、莲瓣纹或草叶纹。釉色青而微泛黄,底足无釉。胎色黄,质松脆,或许是未烧熟的缘故。屈斗宫窑出土的这种壶,与菲律宾出土的标本完全一样。
  (十)罐形壶:在碗坪仑窑采集的另一种壶,敛口,颈极短,鼓腹。肩部有流,带把,底平而稍内凹。胎色白,青白釉,底部无釉。器的中部有一道凸棱,应是分段模制的结果,一件上腥壁印卷纹,下腹壁印波浪纹。另一件肩部印莲花瓣一圈,器壁作瓜棱形。这种罐形壶与菲律宾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
  (十一)钵。直口,方唇,深腹,圈足。胎色白,质细坚,青白釉,口沿无釉,釉面有大小开片。器表一般为素面,无任何装饰。碗坪仑窑出土的这类器物与菲律宾出土的标本对照比较,其造型特点基本相似。
  (十二)弦纹洗(或称枢府洗)。口微敞,浅腹,腹部有一道凸弦纹,圈足,平底,足底无釉。有的青白釉,有的白面带黄。这种洗 在屈斗宫窑曾大量生产过,在菲律宾的一些地方已有发现。
  (十三)高足杯。在屈斗宫、祖龙宫、碗坪仓等窑址均有发现。以屈斗宫一件为例,高7.3、口径11、足高3、杯深4.4、足径4、边唇厚0.3厘米,敞口,鼓腹,高足。青白釉,素面或阳印瘦莲瓣纹。屈斗宫窑发现的这种高足杯和菲律宾出土的相同。
  此外,在日本平安时代后期到镰仓时代的经冢里与中国白瓷盒子同时出土的还有白瓷小壶、小盖壶、小盘、香炉小皿碗、白瓷轮花小皿、四耳壶、梅花瓶、小注、涡纹、白瓷莲唐草纹瓶,这些白瓷产品有的带有青白色(影青)。虽然我们没有见到原物和图片可以对照,无法肯定是属于我国那个窑口所产,但这些与德化窑宋元时代的釉色和造型有类似的产品,也为研究德化窑的外销品种提供了新的线索。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由于沿海地区制瓷衰落,瓷器产地转向山区,德化由于瓷土和燃烧资源丰富,制瓷业在宋、元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古瓷窑址由宋、元的三十三处突增到一百五十二处,产品继续外销,国外发现的主要产品有:
  (一)梅花杯:这种器物曾在屈斗宫、祖龙宫、后窑、岭兜、桐岭、窑垅山等窑址发现,其中祖龙宫窑发现最多,大小不一。现选择两式加以介绍:
  Ⅰ式:口径和底径呈椭圆形,口径9.8×7.6、高6.8、底径3.4×4.8厘米,口沿外侈。杯的外表一边堆上梅花纹,堆贴有三朵梅花,一边梅枝上堆贴有一朵花蕊,二片花叶,底周附上一笔架形的梅花树杆,作为杯的承托脚架;足架与底周间有些缝隙。整个器身颇厚重,色泽 为牙白色,腹壁薄能映见指影。
  Ⅱ式:造型与Ⅰ式同,只是较小巧,口径7×4.8、高4.6底径2.3×3厘米。腹壁两边均堆上两朵对称相同的梅花。这种白釉梅花杯在桐岭窑发现的造型基本上与祖龙宫窑址发现的相似,只是口部已接近圆形,椭圆度不大,口径6.7×6.2、高4.8、底径2.8×3.5厘米。腹壁一边在树枝上堆三朵梅花,另一边堆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蕊和两片花叶,釉色光泽滋润。
  上述白釉梅花杯与波西尔著《中国美术》一要自外国博物院藏品的图录和牛津大学1924年出版的《远东陶瓷概述》一书中介绍与英王爱德华七世陈列室中的藏品相同。
  (二)瓷观音和其他瓷塑。德化瓷观音是明清时代畅销国际市场的重要产品。特别是明代朝宗雕制的瓷观音,被称为“东方艺术”,视为珍璧,有“天下共宝之”之誉,其高超的雕制艺术垂范后世。法人什尔定就藏有精工珍制女如象牙,全身釉色如鹅绒的关公雕像以及菩提、达摩、锺离权等明代瓷塑,流散在日本的有明代何朝宗雕制的达摩像一尊(盘坐,有台,高一尺二)观音像二尊(跌坐,袖手披裙,一高六寸,有一念珠露袖外,极为别致;另一高七寸;十八手准提佛一尊高一点二尺);观音像一尊(高一尺,观音盘坐于山洞之内,两旁有十八罗汉错杂盘踞,姿态万千,骑有龙虎等兽,像前立有韦罗一,极为珍奇)。波西尔著《中国美术》也介绍了德化窑销售在外国的瓷观音藏品。
  (三)瓷狮子。在屈斗宫、祖龙宫和岭兜窑均有发现,其中以岭兜窑的产品最为精致,造型与波西尔某种《中国美术》一书图录所介绍的非常相似。
  (四)龙虎爵形杯。这种杯口沿呈椭圆叶太的喇叭口,口宽足小,整体呈漏斗状。外部贴印云纹、龙、虎、松、梅、鹿,有的还有蟾蜍,造型奇特美观。在祖龙宫窑有大量发现,与波西尔著《中国美术》图录相同。
  (五)梅花高把杯。波西尔著《中国美术》图录介绍的是在波斯购买德化窑梅花高把杯,杯上贴有梅花纹饰,这种器物在德化祖龙宫窑已有发现。
  (六)透雕荷时式洗。霍〓蒸著录介绍德化窑外销国外的透雕荷时式洗在德化祖龙窑也有发现。
  (七)雕狮瓷印章。波西尔著《中国美术》图录介绍得自爱尔兰之泽中的为德化窑所烧造的雕狮四方瓷印章,现在德化祖龙宫、岭兜等明代窑址都有发现,章有的呈圆形,有的呈方形,上面雕有蹲着的狮子。波西尔还谈到“此印章之发现,昔颇引起一般英人之研究”。德化窑生产的一枚虬龙盘绕的方形印章,高三点五寸,周二寸,曾由莆田县流散到美国。
  (八)盒(或称印泥盒、粉盒)。明清时代的盒与宋元时代的盒在釉色方面有着较明显的差别,明清的盒以建白和白釉为主,质地比宋元滋润莹泽,但纹饰没有宋元时代丰富。屈斗宫明窑出土的盒,盖顶印有牡丹花一朵,边缘装饰有直道纹,底部边缘也有此种装饰。岭兜后山窑址出土的有的盒身呈椭圆形,顶部微敛,足低矮,外腹壁印缠枝花方。有的盒身分六棱,腹壁直,平底矮足,口底呈六角形,六个棱面各印有花草纹。这种圆盒在国外已有多处发现。
  (九)釉外云彩大盘。雅加达博物院集藏的中国古陶瓷,其中第二十橱有书阿拉伯文字釉外云彩大盘二件,其文字大意是颂赞主宰安拉、到圣穆罕默德的伟大及教长阿布伯加,奥期曼和阿利等的贤明与宽宏大道。此二盘时代是元代或明初,属福建德化窑出品。
  (十)白地青花阿拉伯文字碗。雅加达博物院藏有书阿拉伯文字白地青花中碗一件,碗外绘楔边圆圈五个,每一圈中都写同样的阿拉伯文字,文意是:“除安拉及其先知穆罕默德外,无其他上帝。”各圈中所写该 终点,别书一个教长的名字(如奥玛、奥斯玛等)此碗底有“成化年制”的款识,为德化窑烧造的。
  (十一)青花圆圈点纹碗。《文物》1963年第一期刊登夏鼐同志《作为古代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一文中图7“坦噶尼喀出土的中国青花瓷器”(现藏牛津东方艺术博物馆),这种青花瓷器在德化的桐岭、岭兜、扣井、东头、石排格、后所、宏祠、布伏山、安园、窑垅、石僻子、竹林子、苏田等窑址都有出土。
  (十二)吉祥纹青花盘、碟。同上厘升鼐同志文图2“陈列柜中的中国瓷器和伊斯兰教瓷器”中的吉祥纹青花盘,盘内中部写有吉祥文字,周边由四层重迭的短直道半寿字纹图案组成。这种盘和碟在德化的洞上窑、下玲石坊窑、石排格窑都有发现,构图基本相同,半寿字纹图案有二层、三层、四层不等。
  (十三)花纹青花盘,远销非洲的中国花篮纹青花盘(同上夏文图2),在德化的后所窑、大垅口、内坂、溪碧、桐岭、窑仔兰、林地、水尾、枋山、尾仑、瓷窑垅、二板桥、后寮坂、苦竹安等窑址都有。 香港是我罱方对外的重要门户。曾是我国瓷器外销的重要集散地之一,至今遗留在香港的德化古代瓷器异常丰富。1975年1月至6月在香港举办的德化瓷器展览,展出的德化窑元至清代的产品就有七十八件。其中有元代德化窑的印花浅碗,素身浅碗,元至明初的印花“一把莲”纹盖盒、印花缠枝纹小碗、兽足突底炉,明印花牡丹楞纹盖盒、弦纹高足杯、双耳兽足贴花窃曲纹簋形炉、童子棒葫芒形水注、鹅形水注、圆形小水丞、印花楞纹小瓶、直方耳六角小杯,划花折枝牡丹纹大盘、划花牡丹纹碗、荔枝小把杯、凤头小羹匙、素身一纹瓶、划花缠枝花卉纹觚、荷时盖钮龙把壶,双兽耳炉、天宫耳象足六角炉、双耳印花〓龙雷纹鼎、螭虎钮印章、达摩渡江案屏、梅花螃蟹洗、童子骑象水注、蹲踞麒麟、印花仰复莲瓣三层罐、印花八宝纹小杯、印花仿铜〓、瓷塑佛立像。清代德化窑的撇口大洗子、球形小杯、素身小碗、暗花八角形小杯、八角划花水仙三友纹刻字杯、八角贴花八仙小杯、贴梅花玉兰犀角形杯、贴梅花小杯、刻字划花瓶、素身六角小瓶、素身胆瓶、贴花螭虎纹小胆瓶、贴花梅花纹小胆瓶、虎翻口瓶、方耳双环扁肚瓶、如意耳环瓶、茄形刻字划花壶、双耳兽足鼎炉、双兽耳饕餮纹簋形炉、如意耳八角印花熏炉、刻花竹石牡丹三足圆炉、刻铭文钵、戟耳扁炉、印花雷纹双钩耳三足炉、双钩耳三足炉、象耳三足炉、印花八角四系薰炉、釉下彩山水毛筒、小砚、笔山水注、蟹形花插水注、秋叶形洗、印花楞纹小盖罐、方口小雀良、印花仿铜大爵杯、背铭“何朝春印”的降龙罗汉像和观音坐像、狮子香插等等。它对探索德化窑产品的外销是个重要的参考。
  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的神圣领土,是我国与各国海上贸易的南大门和必经之地。1974年3月至5月和1975年3至4月先后两次在西沙群岛发现了大量的清代德化窑产品,其中有牵牛花纹青花碟、碗、盘、云龙纹青花盘、碗、云凤纹青花碗、云龙火珠纹碗,城楼纹青花碗,佛手纹青花盘,寿字纹碗,半寿字纹青花盘等。这些器物经调查对照,已在德化的岭兜、石排格等五十多个窑址发现同样产品。西沙群岛出土定为德化窑产品的还有山石花蝶纹青花碟和青花盆。大量的德化瓷在西沙群岛发现,有的是当地民用的器物,有的就灰德化外销瓷途经西沙留下的遗物。1974年,泉州湾出土了一艘宋代远洋货船,船上出土了不少瓷器,其中就有不少德化窑生产的外销瓷器。
  以上介绍的外销瓷,有的国外已明确定为德化窑产品,有的是根据国外发表的著录图片的外观与德化出土物作比较而定的,但由于仅根据图录,自然就不一定定得很准确;同时烧造同一器物也不一定仅限德化一地或德化某一个窑,但由于德化窑发现最多,其中它窑址还不太清楚,故暂时定为德化窑产品。至于国外发现的清代瓷器,有的可能是外销瓷,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晚清时流散到国外的。随着国内外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将会有更多的德化外销瓷的发现,德化瓷器外销的面貌将越来越清楚。
二、古代德化瓷外销港口的初探
  德化县位于福建省东部(北纬25.5度、东经118.5度)闽江支流——大樟溪的上游,自古以来直接隶属福州或泉州管辖。汉唐时代福州港的开辟,宋元时代泉州港的兴盛,明代福州港的发展,清代厦门港的兴起,瓷器都是这些港口的重要输出口,瓷器外销的发展,推动着德化瓷业的发展:德化瓷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这些港口外销的繁荣,所以,德化瓷的外销与福州、泉州、厦门这几个港口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元时代德化外销瓷主要从泉州港出口。港口瓷器发展到宋代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并开始大量外销。当时泉州港“南通占城诸国,北通朝鲜诸国”,已与广州、明州(宁波)、杭州并列为我国四大商港,陶瓷与丝绸一样列入对外贸易的重要项目,大量附舶,运销国外,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欧洲,价值每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势”。“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毫无疑问,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也必然是从泉州出口品质,由泉州港输出的瓷器除国内其他地区的 以外,闽南地区(包括德化)瓷窑的产品占着相当的一大部分。在宋代德化已有大道可直达泉州,当时,从泉州西门到南安、永春、德化、尤溪入原平的剑州路(后来改由北上仙霞路)就从德化经过,这条大道不仅是德化至泉州的大道,也是当时全省的主要大道之一。同时,与德
化毗邻,又是德化至泉州必经之地的永春县于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与泉州已经“互通舟楫”。永春成了德化等山区货物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德化输往泉州港出口的瓷器,主要就是通过上述陆上大道和经永春由水路运送的。
  元代,世界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来泉州,盛赞德化“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购价甚贱”而当时的泉州已成为当时世界最大商港之一。《伊本·巴都他游记》曾称泉州港“大帆船百艘,辐辏其地,至于小船,则不可胜数矣”。《马可波罗行记“也提到“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诸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即泉州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此时德化外销瓷器绝大部分是由泉州港出口的。
  明初为防倭寇侵犯,海禁森严。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虽然恢复泉州、庆元、广州三地的市舶司,但已严格规定“浙(江)通日本,福(建)通琉球,广(东)通南洋西海诸国”,至成化十年(1474)则正式把泉州市舶司迁到福州,泉州港走向中衰,此时虽然备化瓷仍然还有些从泉州港出口,但主要已改从福州港出口了。
  德化地处经福州入海的闽江支流大樟溪的上游,明代在德化东北的水口以下已有舟楫与福州来往。据振伦《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中记载:“明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由中国福州输出日本的瓷器,有二万七千件,福州有许多瓷器输出,其中当然是经出口占多数的“就是例证。’
  明末以后,由于厦门港的兴起,德化瓷器外销基本上就从厦门出口。1650年郑成功在厦门建立根据地,厦门更成为郑成功对外贸易的中心。据估价从1650年到1662年(清顺治七年至康熙元年),从厦门一带前往日本的商船平均每年有六十多只,贸易额达一百二十多万两,前往南洋的商船每年有十几只,贸易额达一百二十万至一百四十万两。此后,由于清政府屡次实行“禁海”,使厦门港的对外贸易呈现时兴时衰的局面,但从1727(雍正五年至雍正二十二年)恢复厦门港对外贸易之后,厦门港又走向繁荣,这时厦门商船云集,货物充盈,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乾隆四十七年(1782)起,吕宋商人经常到厦门购买布匹、磁器。道光十二年刊行之厦门志卷五洋船条,就记载德化瓷器通过厦门港输往噶剌吧(雅加达)、三宝垄、实叻(星加坡)、马辰、赤仔(属泰国)、暹罗、柔佛、六坤、宋居劳(宋卡)丁加卢、宿务、柬埔寨、安南、苏禄、吕宋诸国。英国牛津大学1924年版《远东陶瓷概述》一书中曾记载十七世纪后期和十八世纪初期,到达厦门的欧洲商人使欧洲对德化的瓷器熟悉起来,其中不少是法国人介绍过去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封建经济加速解体,使以家庭手工业式为主的德化瓷业,纷纷破产倒闭,生产与外销受到极严重的摧残,但德化的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并没中断过。
三、德化瓷器外销的影响
  德化瓷器具有质地纯净坚硬,色泽明亮洁白,投入沸水中而不破裂,置于冰点以下,也不会变色、变形和损破釉面的特点,因此国内外人们的欢迎,特别是白釉瓷器和象牙白瓷更是国际市场上争购的热门货。尤其是驰名世界的德化白釉器在国际上评价很高,法人称赞是“中国瓷器之上品”,为我国白的代表。独树一格的象牙白(即现在的“建白”)被国际上誉为“国际瓷坛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明代何朝宗的瓷雕艺术,被赞为“东方艺术”。
  德化古瓷的外销,对制瓷技术在国外传播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陶瓷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陶瓷外销对改善、丰富和美化当地人民生活有直接影响,如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品,“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必匕筋,掬而食之。”至中国陶瓷输入以后,提供了精美实用的器皿,才改变了原来的习俗。寻常人家……盛饭用中国密切的关系,菲入拥有陶器成为估量个人财富及声望的主要准绳”。
  又如德化窑生产的军持,成为一些国家的宗教徒的必需品,如马来人改崇伊斯兰教以后,对军持的需要更多,日常拜访可为小净之用,朝觐麦加可以携贮溪水,归途为备装麦加阿必渗渗(Thewell zam jam)井水和阿拉伯蔷薇水,以赠送亲友和自用。德化窑生产的军持的大量外销,满足了马来人的需要,又如雅加达博物院收藏的为适应东南亚伊斯兰教徒需要而生产的三件德化窑军持,上有阿拉伯文字。由此也可看出德化外销瓷在发展中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所起和积极作用。
  德化窑瓷器的外销,对繁荣当地的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泉州府志》曾提到泉州一带“资食于海外,资衣于吴越,资器用于交广,物力所出,盖甚微矣”,瓷器的大量外销,大大有利于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德化郑兼才在《窑工》诗就写道:“骈肩集市让,堆积群峰起,一朝海舶来,顺流价倍蓰,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可见,瓷器外销与当地人民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德化瓷器的外销,对传播烧造陶瓷技术方面也发生了间接和的影响。日本的窑炉,是深受德化阶级窑的影响而设计的,所以日本把德化的窑“估计为串窑的始祖。”“从1708年以后,法国已能仿制中国德化白釉瓷和孔雀釉瓷,但火度较低,仍属软瓷。”英国《远东陶瓷概述》也介绍十八世纪欧洲瓷器工人仿造德化瓷的事实。
  古代德化器的外销,对国内与国外都曾起过良好的作用,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作过有益的贡献。解放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来,德化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得到空前未有的发展,外销遍及世界五大洲的七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在瓷器对外贸易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为中外人民的经济和了新的贡献。
  • 分享:
  • 和我联系
  • 微信
  • 联系方式
  • 电话:15959979888
    QQ:2672206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