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化瓷是中国外销瓷中的国际名片
发布人员: 新闻来源: 发布日期:2013/11/7 10:48:04

明 何朝宗造持经观音坐像 法国私人收藏

明 何朝宗造持经观音坐像 法国私人收藏

    德化窑系产品是中国历代外销瓷贸易的重要角色,产品外销量巨大;

    德化青白瓷是中国最早出口的瓷器产品之一;

    德化明代创制的阶级窑是最早被外国移植成功的窑炉技术的先祖;

    德化白瓷是最先被欧亚各国作为本国学习标本试烧成功的先师;

    在自宋代以来的千年时空中,德化瓷以其难以想象的巨大体量和完整的先进生产工艺,提升和改善了世界各国的社会生产和物质生活,推进了世界物质文化的进步;

  以明清德化白瓷为代表的中国瓷艺产品,成为几百年来世界性的传统文化艺术珍品而广为传承和笈藏。

  最早和持续历史最久的中国外销瓷窑系之一

  最早开始外销瓷的专门生产和国际运销

  德化窑系不仅最早了参与外销瓷贸易,而且是重要角色。始于北宋的成规模的中国外销瓷贸易,其生产地以东南沿海的青瓷,青白瓷和白瓷各窑系为主。散布在亚非等外销瓷贸易接受国的中国瓷器遗存中,都有德化窑实物,有的地方还占有很大的比重,且与在中国的德化窑址出土器直接对应。至南宋时期,泉州港的地位提升,更使得德化窑系产品的出口量大增,元朝政府更加鼓励对外贸易,至元十四年在泉州设市舶司,更使身处泉州当地的德化窑系成为了对外贸易的主力。有学者考证,“宋代以来外销瓷的一大部分,是从泉州登舟发舶的。到了元代,泉州便扶摇直上,升为世界贸易大港,陶瓷由此外运,数额更大”。那么,位于泉州境内的德化窑及漳州、晋江等窑就承担了泉州的刺桐港的外销瓷贸易的主要生产任务。被欧洲人称为中世纪四大游历家之一的摩洛哥人伊宾•拔都(亦译伊本•白图泰)于至正七年游历中国,约在当年的夏季到达泉州(依张星琅先生说)。拔都的《游历中国记》中说:“中国瓷器,仅产于刺桐(即泉州)、兴克兰(即广州)二城,乃得诸地山上之土,燔烧而成者。……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故乡摩洛哥。此种陶器,真世界最佳者也。”此说虽有偏颇,但显示了德化为代表的泉州诸窑在元代外销瓷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他还说道,他在印度港口所见,中印之间的贸易船只都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中国的大船可载一千水手和随船士兵,每船皆有四层,公私房间极多,以备商客之用,厕所秘房,无不设备周到。而所有中国的船舶,皆造于刺桐及兴克兰二埠。以此进而推之,元时期的外销瓷贸易,很大份额也在泉州地方经营。

  以东南亚为例,菲律宾专家庄良有先生说,“在菲律宾所发现自北宋至明的福建瓷,数量可观,其中以德化白瓷为最”。他发现,菲律宾发掘出土的北宋青白瓷,和德化碗坪仑遗址下层遗存一致;南宋遗存则大致与碗坪仑上层遗存有对应关系。元时期的遗存大致和德化屈斗宫遗址的遗存相对应。颇有意义的是,菲律宾出土的元时期白釉花卉纹四系瓜棱形罐(元一类罐)和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教堂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完全一致(庄文《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2002),这类资料也见于J.M.ADDIS《菲律宾出土的中国瓷器》(Transactions of theOriental Society 37卷)。虽然这类器形在德化屈斗宫地层中还没有见到,但据徐本章、苏光耀、叶文程先生证实,在碗坪仑窑址采集到相似的瓜棱形“罐形壶”标本两件,肩部和腹部印莲瓣纹和卷草纹,与菲律宾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考古》1979.2)。以上三个地点的信息证实了意大利这件被史称为由马可•波罗从泉州带回去并被欧洲所尊崇的珍品,的确是元代德化白瓷。欧洲大陆的历史传说,穿越千年时空,竟然和东南亚和中国的现代考古发现相拥抱,诉说着他们来自同一个的故乡——中国德化的故事!

  最早输出窑炉技术

  制坯和窑炉技术在世界的传播,也是德化瓷的一大历史贡献。就目前所知,除德化窑以外,还没有发现中国各大窑系的这类资料。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予以观照。

  德化白瓷外销的同时,瓷器制作技术工艺也传播至东西方世界,促成了各国制瓷业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播和世界陶瓷文化的交流。宋代德化窑盛行的伞形支烧窑具,使用高12厘米、直径8厘米左右的黏土柱,支撑一个直径40厘米左右的圆盘,圆盘中心又立一柱,柱上再置圆盘,形如多级伞状,如此层叠直至窑顶,高度可达2米左右,每层圆盘的四周放置粉盒、碗、碟之类的小件器物。这种窑具后来传入日本,提高了产品的装烧产量。明代德化由一个个像馒头的窑室单独砌就而又相互串联的阶级窑,也在明末清初传入日本,成为日本“串窑”的始祖,使当地瓷器的烧制质量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17世纪左右,欧洲瓷业处于萌芽时期,工艺技术直接师从德化白瓷,并于18世纪初首先试制成功。首先是由德国麦森的匠师柏特格(Johann FriedrichBöttger,1682-1719)根据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帝侯、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波兰文August II Fryderyk Moncny,德文Friedrich August I der Starke,1670-1733)的指令完成的。柏特格1715年左右仿制德化白瓷,成功制作了两件,一件是圆柱形烛台,上饰菊花浮雕图案,丝毫未杂入以往流行的繁琐的巴洛克艺术风格;另一件是五英寸的小型笑弥勒坐像。在柏特格的仿制成功以后,欧洲各国掀起了模仿德化白瓷的热潮,德国的制瓷工匠被各国聘请去,传授德国消化的德化瓷胎釉和窑炉技术。英国的“弓”瓷器工厂和切尔西工厂根据英女王的指令在清乾隆五年(1740)后仿制德化白瓷,上饰葡萄、李子等浮雕图案。法国的科得和钱蒂雷工厂、丹麦的哥本哈根皇家瓷器工厂,都吸收了德化窑的工艺技术烧出白瓷产品(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站在这种角度看,是明清德化白瓷引导和照亮了十七八世纪欧洲瓷业的诞生和发展之路。德化人民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化平凡之土为高贵圣洁,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经济贸易、友好往来的伟大桥梁。

  最深层次交流的世界文化融合

  德化瓷与世界陶瓷艺术的对话和交融,是很少见到的文化现象,理应引起文物学界和美术学界的探究。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德化瓷不间断地巨量地被输送到欧亚和世界各地,必然会对接受国的文化产生深层次的影响、感染和共鸣。同时,作为生产地的德化,也必然会被接受国的固有文化影响、感染进而去吸收它。

  首先,是大家经常讲的,中国生活用瓷器输往外国,大大提升了接受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程度,改善了生活质量云云。这点自不多言。但就德化瓷所带来的双方的文化共鸣和吸收,我们深究一下。 

  世界各地对德化瓷的深爱,原因何在?简而言之,一是德化瓷的润白细腻的胎釉效果,使得爱好洁白的欧洲等地人民在文化传统习惯上产生了心理共鸣;二是德化瓷的突出的圆雕、贴塑和模印艺术,使得爱好个体形象展示和雕塑艺术的欧美等地人民在艺术追求和审美习惯上产生了精神共鸣;三是德化瓷雕塑艺术中的来源自然、本自善良、追求美好的艺术特质,使得热爱自然、崇尚美好、追求自由的欧美等地人民产生了思想情感共鸣。

  比如,德化白瓷的统计数字显示,在人物造型中神佛造像作品采集数据854件中,观音像就占到552件,占造像的64.6%。相比其他造型,观音像的类别也是最多的,艺术成就也是最高的。其原因,一方面是明中期以来中国南方汉传佛教中观音崇拜的流行(这和观世音道场普陀山邻近闽南有关);在欧美方面,则是唤起了天主教的流行中对圣母形象的感受和膜拜,这是德化观音雕塑在欧洲流行的宗教共鸣和审美需要。不言而喻,观世音和圣母的造型和情感感染效果,都有很近的相似之处。德化的生产者肯定接受到了欧洲的信息,他们或是迎合这一需要,或是欧洲商人带来了圣母的形象资料,在明末清初,观音像中的送子观音和观音童子这两种形象出现并逐步成为主流。及至康熙时期,干脆就来样加工,产品脱观音形象而完全成为圣母形象。德化观音的这三段演化,过程完整自然,历时两百年上下。中国的瓷艺家,是何等的伟大!可惜留下姓名的只有十几人。(06)

  再如,大约明晚期的德化雕塑作品中,有一部分的主题来自于世俗生活,例如“窥春”,反映的是明代一对青年男女在谈情说爱,屏风后面一位胡须长者掩身窥看的情景,令观者忍俊不禁。这是何等的自然天生,何等的市井真实!这类雕塑作品,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看中,成为长期的订货。因为,这种开放自然、人性流露的雕塑,受到欧洲人的喜爱,作为家中的艺术摆设而进入他们的生活。而且,这种产品在进入他们的生活之后不久,就慢慢地生出了变异——三位明代服饰的男女主人公,竟然变成了荷兰人模样。这样的产品,当然还是我们那些德化的瓷艺家生产的。

  以上这样的现象,在德化瓷产品中还有不少。在这里,瓷艺作品和相关产品的使用中,显示出与生活用瓷不同的现象,即:后者作用的是贸易接受国的生活质量和习惯,当然不免也附带一点审美效果;而前者则是直接而正面地以其艺术身份介入贸易接受国人民的心理层面、精神层面和思想情感之中。其深度的融合之后,又有力地返回到生产国和生产者,影响和感染他们的心理、精神和情感。这样的结果,绝不是任何外销产品都可以做到的。德化瓷的千年成功外销以及艺术成就的世界公认,成为中国罕有的被世界公举的文化财富,皆肇始于德化瓷至深的本性和她真正做到了和世界的共鸣、交融。

  细细想来,前述三点,恰好是德化白瓷能够千年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精髓所在!而且是具体的实在的存在。只可惜国人从未深思。这样的共鸣,难道不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上下追索而生成的普世价值的物化和体现吗?美之为美,一定是千万人不大自觉的社会活动所自然汇聚成的大潮,而言之为普世共识,因此这既是人为产生的,又是不可以以局部个体的意愿而扭转的。

  最广泛为世界接受和笈藏的艺术财富

  德化瓷以其超高级的文化艺术成就和超越国别和民族区分的艺术共识,在各国人民中产生心灵共鸣之中自然吸纳,独立命名予以尊崇,成为各国精神文化的财富。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包括景德镇等各窑系的外销瓷中所仅有。从中我们可以体悟到,真正高尚的文化艺术产品,她绝不会包含侵略性,也不会带有任何形式的局限,而是在潺潺流水和斗换星移的自然时空之间,被世界人民发心认同和喜爱,进而永恒传世的。

  德化瓷在世界的传布,始自她被外销之时起,就被视为艺术品。随着时间推移,偏于实用的那些产品被慢慢消耗,积淀下来的则是艺术价值相对高的艺术作品,或者是最能体现德化胎釉和窑炉技术特征的实用品和观赏品这两种。自三百年前,她们就相继被各类收藏机构笈藏,甚至每一座世界最高层次的艺术殿堂里都有她,包括国内众多博物馆。

  世界各地收藏至今的德化瓷,种类繁多。 

  按色釉区分,主要脉络是:宋代为青白釉和白釉,无纹饰或采用模印花纹装饰;元代至清代为白釉,无纹饰或采用模印花纹和贴塑装饰;明晚期至清代为五彩、青花、粉彩和描金装饰,偶见紫金釉、黑釉。

  按器物用途分,主要是雕塑和装饰艺术品、生活用品两大类。生活用品的外销数额占最大份额,延续年代贯穿宋至清;雕塑和艺术品则主要是明中期以后至清,明早期以前少见,对我们当下了解和收藏德化瓷更有实际作用。

  雕塑作品是德化瓷中最具艺术成就的类别,也是价值最高的一类。主要类别有佛教造像、道教和地方神祗、中外民间生活等。

  佛教造像中,佛造像分坐像和立像,有汉传和藏传两种风格,坐像以藏传风格为主,立像大多是汉传风格。以阿弥陀佛(接引佛)为多见。

  传世数量最多的是观音菩萨造像,也分坐像和立像,包括休闲作观音、持经观音、如意观音、鱼篮观音、白衣观音、善财观音、不二观音、渔女观音、坐岩观音、立岩观音、立云观音、持莲观音、渡海观音、立龙观音、坐莲观音、立莲观音、送子观音、观音与善财童子、净敏观音、骑狮普贤菩萨等。此外藏传佛教风格的有十二臂观音(准提观音)坐像等。坐像和立像之外,还有山形设计的普陀山观音及童子的群像造型。在明末清初,由送子观音造型演化出圣母、圣母与圣子及圣母抱基督遗体造型,亦偶有所见。

  佛教题材的造像中最具雕塑气势的是达摩和罗汉造像,精品甚众。达摩作渡海立像,和观音一样,有一些出自何朝宗和他的后人之手,属于德化雕塑的顶级杰作。还有弥勒佛、布袋和尚等。也是有坐像、立像和山形背景的十八罗汉群像。清中后期出现四大天王立像作品。达摩立像在清早期演化出基督的圣心立像。

  各种狮子圆雕作品和狮形香插、孙悟空(小乘佛教的一位神祗)造型生动,大多具有明代风格。

  道教和地方神祗范畴造像中,最早和最优秀的是文昌帝君和文武财神坐像作品,其中有的是明代何朝宗等大师所制。其后作品题材涉及真武大帝、玄武大帝、西王母、姜太公、老子、朱熹、魁星、李白、刘海、八仙人物、和合二仙、关帝骑赤兔马、鹤鹿同春以及闽南地方神祗福德正神等。

  民间生活雕塑则更是五花八门,妙趣横生,有戏剧人物、乐舞人物、仕女、家庭生活、山中棋奕、泛舟、莲藕、南瓜、梅树、烟斗以及猴、狗、猪、鸡、鹦鹉、马、牛、猫、大象和太平有象等动物圆雕。

  从17世纪末期开始,出现完全欧化的人物造型,大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定制商品。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雕塑,从各种角度展示出欧洲文化和物质生活的样式,且极具幽默情趣和生活气息。德化瓷的这类艺术创作,是激发欧洲持续几百年的瓷艺人物雕塑的肇始者,所以被他们代代心手相传珍藏至今。

  德化瓷的生活用品在国外的留存数量也很多。遍及各国的海捞青花瓷器是最普通的。被他们珍藏的德化瓷生活用品,还是集中在明清生产的白瓷上。

  宋元时期的各类青白瓷、白瓷,器形有军持、印花卉粉盒、罐、花口瓶、马可波罗式四系罐、炉等,存世量不多,极为珍罕,大多藏在博物馆和私人手里,很少见到流通。 

  入明以来,数量和类别激增。择其要者列下。

  明代以来至清早期的各式香炉,是生活用品中价值最高的。一方面炉是文化生活的必备文物,类似礼仪之器,大多继承了《宣德彝器图谱》的最典型器形,所以艺术成就最高;其次,德化瓷艺家把德化瓷的优点在炉体上施放到极致,跟清雅神交于一体。所以这类作品超越了生活用品范畴,而介入了人们审美意境的精神层面,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记得几年前一家国际大拍卖公司的一件簋式炉估价几百万元人民币。

  源自明代器形的,生产于明晚期至清中期的各种瓶类立件,也是德化精品。例如雕螭龙的盘口瓶、杯口瓶、蒜头瓶、活环瓶、琮式瓶、双联瓶、象耳筒式瓶、铺首瓶、合卺瓶等,还有仿商周青铜觚的作品,从明中期连绵至清晚期,深受各国藏家喜爱。

  壶和杯、爵,其样式堪称一绝,流传数量较多,应是出口数量大的原因。据说因德化的茶具和福建的茶叶,引发了东南亚、西亚、中亚和欧洲的饮茶风尚。故这类器具在清早期之前,就是完全中国化的样式。这一时期的茶壶和茶杯上,尽情地展现着德化瓷艺家的娇柔细腻婉约莹润的质地和线条之美,因而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分。其中还有一些器身上有瓷艺家信手刻画的诗句、签名,更加可贵。

  文房用具有笔筒、砚台、印盒、印章、水丞、笔洗、笔山等。其中笔筒和印章颇受各国青睐,爱尔兰还有人专门为德化瓷印章撰文著说,在许多博物馆都有收藏。德化瓷笛和瓷箫很罕见,仅在中国、日本和法国等地博物馆存有几支而已。据说瓷笛笛声凄婉动人,胜过竹笛。

  结语

  在总体的评价立刻德化窑系对外销瓷的贡献和地位的基础上,我对中国外销瓷的定义及研究路径提出以下粗线条的思路:

  ——诚如美国学者甘雪丽(SHIRLEY GANSE)所说,中国外销瓷,作为一个经济领域的概念和文物考古的概念,在国内和国际,其内涵都处于模糊状态,有待厘清(甘雪丽《中国外销瓷》2011)。

  ——中国外销瓷的概念,不应局限在克拉克瓷、欧洲皇室来样订烧的纯外国样式等类的出口瓷这样狭小的范围内。这是不科学的,人为切割了一个宏大而又漫长的历史事件,会给开展深入研究制造诸多障碍。

  ——中国外销瓷的历史,是以先进的制瓷技术和高级的物质文化产品作为物质载体,为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社会进步提供巨量的动力的历史,所以,这个载体中的文化特征,在前、中期必然是完全的中国式样的。把这部分排除在外销瓷概念之外,显然是不可以的。

  ——中国外销瓷的历史,又是遵循中外优秀文化相互融合、从陌生到共鸣、从相异到趋同的历史法则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复杂交错的,是双方因素互相影响的过程,而不是一道命令那样明了可断。

  ——中国外销瓷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敞开胸襟、广纳百川去吮吸世界优秀科学文化、丰富和提升自我的历史。这也是外销瓷这一历史事件的一部分,尤其是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和继承。

  ——探究和判定中国外销瓷的历史价值,不应停留在创汇层面,不应停留在对外传播先进科学文化层面,不应停留在完成人家的来样加工订单后,我们赚取劳动和资源代价的层面。这样的研究结果过于浅薄和局部,远未进入内里。

  结论是,凡是以贸易形式输往国外的所有瓷器产品,都应视为外销瓷范畴。在此概念之下,再区分不同时期、不同窑系、不同国别、不同样式以及不同用途的出口产品的各自路径和评价,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通畅的理论模型。这项工作,显然要有赖于中外人士共襄合作方能完成——这是历史规律注定的:事情是大家各自的前辈们一起做的,那就还得要我们后人回过头去一起溯源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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